今年的冬天，家乡格外的寒冷。虽然没怎么下雪，但阴雨绵绵，让人感到，南方没有暖气的这个冬天，难捱难度。
冬天里父亲病重，让人心凉气冷。回来后，又听说两位熟识的老人不幸离世，更增添几分寒意。
刚到北京，就听说以前科里的副主任在去年底就去世了。知道他患肺癌很多年，做了手术，但没有做太多的化疗。前两年回国时去看他，聊起来他还非常自豪，没全听专家的话，没受过度治疗的罪，反而恢复得很好，而且存活时间也远远超过了预料。
他是我读研的副导师，很能干的一个人。尽管由于种种原因，没做到科主任，但在科里的威望一直很高。人很开朗，乐呵。上班时严肃认真，业余时间和低年资医生护士说说笑笑，很随和。听他说过很多笑话，记得其中一个是当年说学英语，小贩和外国人讨价还价，居然还能夹杂英语，"你说 how much"。 他是天津人，用天津方言说出来，更有味道。科里的一个护士结婚，他带着我们一群年轻人去她家喝喜酒，热热闹闹。我生病时，他亲自联系住院，还去病房看望。
1996年，我去美国参加骨科年会，遇到国内来的数十位骨科医生，他也在其中。那时正好是科里人事变动的关键时刻，可能大局已定，并不看好我那时回去，所以也没私下说太多。次年我第一次回国时去看他，他非常高兴，尽管他没有如愿以偿当上科主任，可也出国进修，涨工资，提级，分房了。在他家里，专门给我看了他的书房，数个书柜，宽大的书桌，还有一些很特殊的字画，记念品。那时我才知道，不仅仅是文人，不只是我自己，有文化的人都希望能有自己的书房。
晚年的待遇都不错，退休后还常出专家门诊。聊起来很关心国外的医疗制度，国内的医疗改革。估计最后也是高级别退场，离去的场面应该也是很大，只是我人在国外，还真不知道他走的具体时间，更没有机会和他告别了。

另一个老人和我的渊源更久。他也是一个医生，据说当年是因为犯错，发配到了我父亲所在的一个水库管理处做诊所医生。那时我2-3岁，不记事儿，只是长大后父母亲常说起我脑门上的一道疤。那是我很小的时候跑着摔倒，磕到门槛上，受伤留下的。他们说，就是这医生给我缝合的伤口。脑门儿上的伤口很明显，小时候父亲母亲时不时就说说，就这么说了几十年，可直到几年前，我才见到他本人。
他不像我父母，到处奔波。他一直在那水库干到退休，回到了县城，才和我父母有了更多的来往。母亲说老朋友关系一直都挺好的，平时有点头疼脑热，都会问问他。毕竟行医几十年，老年人那点儿事，能说得比较清楚。
去年回国，我还陪着母亲去他家里拜访。那会儿老人家看上去身体很好，也十分健谈。说到很多旧事，还给我们看了他的结婚照。那还是我父亲当年给他们照的照片，还有填上的油彩。这次倒是没再提我脑门儿上的疤了。
老人家这次生病谁也没告诉，直到去世，办完后事，他夫人才告诉老同事，朋友。据说是癌症晚期，最后的时间很痛苦。学医的都知道生命终点的点点滴滴。上次和我们聊天时就说，他不做体检，不做心电图，如有意外也不希望抢救，他应该是说到做到了。他的后事也应该是很简单，都没有麻烦老朋友，毕竟，都到岁数了！一样，我父亲的病也一直没有告诉他。

今年的冬天，格外地冷。